🌬民国时，有一种陋习叫“典妻”，穷人家低价将自己老婆“租”出去3至5年，给40、50岁的老头生孩子，等生完孩子后，这些女人又被迫与孩子骨肉分离，回到原来的夫家。第二年，丈夫再把她租给另一个人，有些穷人家的男人甚至不工作，靠出租妻子来吃饭，有些人几担谷子就能将老婆租出去。
在二十世纪前期的福建或山西，“典妻”这种生意在村口堂屋里谈得理所应当，甚至带着一种麻木的斯文，一个揭不开锅的汉子，把媒婆请到家里，商量的不是卖田卖牛，而是把自己同床共枕的媳妇“变现”。
合同里写得冷冰冰：租期三年或五年，典价是几十石稻谷或上百块银元，甚至规定了生男还是生女的额外奖金，这种把命往死里算计的买卖，本质上就是一场披着婚姻外壳的“子宫租赁”，也是最底层的生存挣扎。
那个女人穿着补丁旧衣，在众目睽睽下被领走，她必须忍受一种近乎凌迟的人伦切割，最惨烈的细节往往发生在离家那一刻，如果怀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婴孩，也得被硬生生掐断奶水。
按照契约，她在承典家只能是完成生育的劳工，必须与原有的家庭、子女彻底断绝联系，三年后，等她熬干了血汗回归原配家时，曾经抱腿撒娇的孩子早已视她为路人，眼神里只有防备。
更有甚者，这种痛苦成了某些人的暴富路径，在当时的浙江余姚，有些懒汉摸索出了致富经，他们通过连续三次出租妻子，用换回来的银元买田置地，最后竟靠着妻子的血泪钱升级成了小地主。
这些男人每天闲逛，盯着妻子的肚皮像盯着摇钱树，哪怕对方已经满身病痛，也要转手租给下一个老头，即便在元明清时期官方三令五申严禁，这种陋习却总能在“皇权不下县”的缝隙里野蛮生长。
对于富户而言，这是解决香火焦虑的低成本方案，对于穷汉，这则是应对经济困局的最后底牌。
这种社会结构的异化，让女性在两个家庭间像钟摆一样被甩动，她们既是承典家的外人，也是原夫家的失贞者。
当时的知识界曾为此扼腕叹息，认为这是夫权社会对人性底线最极端的践踏，可法律在这些宗族势力庞大的深山穷谷里，长期以来只是一纸空文，根本挡不住生存的重压。
真正给这场千年噩梦画上句号的，是1950年颁布的《婚姻法》和紧随其后的土地改革，当农民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耕地，不再需要通过出卖家人来换取口粮时，这种买卖才失去了土壤。
只有生产关系的重塑，才能让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不再沦为桌上那张契约里的“变现资产”。
从秦汉到民国的阴影，在那种雷厉风行的变革中被彻底铲除，变回了一段让人脊背发凉的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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